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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历史上，珠三角有两个湖很有名气，一个是肇庆的星湖，另一个是惠州的西湖。两个湖一个在西，一个在东。在近十年珠三角转型的过程中，也有两个湖脱颖而出，两个湖也是一东一西：居东的是东莞的松山湖，居西的是南海的千灯湖（图1）。

千灯湖其实是南海新县城的组成部分。南海的历史很悠久，但府城却很“漂泊”。县府原来在广州的西城，20世纪20年代广州立省城后府城迁往佛山，1980年代佛山立地级市后县城不得不再次外迁，于是南海1990年代开始了新县城的建设。千灯湖本无湖也无灯，是新县城规划的公园绿轴。公园取名于设计概念，于1999年开始建设，2001年建成，建成后其千灯湖景成为南海的城市地标（图2）。

2017年4月12日，我到南海开会，住在千灯湖畔。早上起来晨运，出了酒店，一座天桥连接十字路口。天桥设计很优雅，带雨棚，设置的电梯竟然在运行，这让我小小地惊呀了一下，因为记忆里，广州户外公共通道上的电梯基本上就是个摆设，大多是估计验收后就再也没开过。天桥是个天然的观景点，走在上面，街道与千灯湖的界面尽收眼底。过了天桥便进入了湖区，千灯湖为长条状，湖边是条漫步道。沿着湖边慢跑，滨湖两侧的景观像画卷般展开。晨运的脸孔迎面而过，年轻的脸孔络绎不绝，跑着跑着，我突然有种走在珠江新城的那种感觉——那种景观的现代性和年轻人群的朝气混合在一起的勃勃生机的味道，这种味道向我解析了为什么这里的房价可以卖到佛山最贵。

松山湖的开发提出于2000年，是时东莞在寻求产业的升级，于是市政府在刚刚建成通车的莞深高速走廊三镇交界处的松木山水库地带设立“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

2017年4月21日，我在松山湖参加了一个特别的会议。这是个非常正式的政府会议，因为出席的是镇书记、镇长和政府部门，但形式却是非常“非政府”的圆桌会议（图3）。来自松山湖管委会和石龙、寮步、大岭山、大朗、石排、茶山六镇的书记圆桌而席。会议的主持者，东莞市常委、松山湖管委会书记殷焕明开场道：“今天的会议要载入历史，是松山湖‘1+6’片区联动的第一次联席会议，是市里‘园区统筹、片区联动’战略决策的具体落实”。2017年，东莞决定在不改变行政架构的前提下，把全市33个镇街整合为包括城区片区、松山湖片区的六个片区，以克服东莞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的市镇管理体制的短板，促进区域间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片区联动制度包括建立片区统筹联动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扩大事权下放范围，推进市直部门行政审批服务前移，推进建立片区跨部门工作协调机制等。松山湖片区作为东莞制度创新的试点各项工作首先启动，松山湖片区的5个市直属分局（发改、国土、交通、规划、工商）已于2017年3月31日揭牌。

历史总是令人唏嘘，1990年代南海顺德新城开发双箭齐发，顺德以行政轴牵引开发，南海以公园绿轴引导聚集。而在2000年代的东莞，市政府除了松山湖外，还设立了虎门港和东部工业园共三个跨镇区功能区，三箭齐发地推动东莞的转型升级。20年后，顺德的“德胜新城”已被重组；而南海的千灯湖却在2007年被省政府授牌成立“广东金融高新区”。今时，外人知道千灯湖而不知南海府城，金融高新区已成为颇具影响的现代金融产业后援基地。在东莞，松山湖的风头已盖过市中心区，成为了新时期东莞片区联动战略的龙头操盘手，而当年的另外两箭将面临改头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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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灯湖和松山湖，都在各自地方的转型发展中起到了关键性的引领作用。而转型是珠三角当今发展的关键词，2017年人大会上总理关于广东联手港澳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提法更是把珠三角转型发展的讨论推向了新的高度。那么，“两湖”的成功，对“湾区”有何启示？

“两湖”的成功，最显性的经验应该是“湖”的成功，概括性地说，是反应了“生态环境”在创新空间中的重要地位。如果做深入地探究的话，应该说是“两湖”的成功，表明了“景观都市主义”实践在珠三角转型中的重要意义。如果说松山湖的规划有产业转型的明确目的的话，事实上，1990年代南海新府城的规划，对于产业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指向，后面发生的一切，正是在高水准的绿轴——一个长1.8km，宽350m的开放性千灯湖公园建成后，引起了各种要素的聚集。而这正是“景观都市主义”的诉求：要让景观，而不是建筑，引导城市的成长。

让景观成为引导城市成长的基础设施，并不是简单的“生态优先”就能做到的。其背后是景观设计走过了由19 世纪末单纯的公园绿地设计转向为现在更加面向社会的综合设计的长路，在景观都市者眼里，城市街道、广场和公共绿地构成的景观不仅是审美的对象，更是多种功能的“载体”和助推器。千灯湖不仅有“千灯”可观，松山湖不仅有山水可看，更是拥有可供人进入水岸漫步运动的“珠三角十佳绿道”，是“可看”，更是“可用”的复合体。正是既可看，又可用，才触动了流动的资本和人才向这里聚集。回顾历史，是否可以说“两湖”的成功，勾画出了珠三角城市投资环境的竞争内容由1980年代的“城市基础设施”开始，向1990年代的“五星级宾馆”，2000年代的“城市综合体”，再到现在的“景观基础设施”的变化曲线。而这条曲线的变化背后，反映的是珠三角公共物品的提供，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是面向生产方和投资方；而在2000年代开始，出现了向关注生产者的转向。而作为“生产者”的市民，在对公共服务和购物消费的需求得到满足后，又出现了对审美、对健康运动的新需求，这些综合新的新需求聚集在了滨湖，因为水岸，是复合性的满足消费、审美和健康需求的最佳场所。因此，未来的珠三角湾区让人充满想象，因为湾区，是珠三角最多样、最连续、最优质的水岸。这为我们营造独特而具有魅力的景观基础设施去引领创新要素的聚集创造了条件（图4）。

当然，“景观基础设施”也不是万能的，与千灯湖同期还有三水的云东海也在大打生态牌；在松山湖的不远处，还有同是东莞市设的“东部生态园”在做生态文章。因此，也不是“生态”一抓就灵。同时需要看到的是“两湖”的成功，还有两个条件是高度一致的。一是区位的临近性：一个临近广州，一个临近深圳；第二是交通硬件的改变：莞深高速的通车改变了松山湖与深圳的连接性，广佛地铁的建成提升了千灯湖与广州的便捷性。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恰好性”：交通要是原来就好，就没有在如此好区位的“两湖”被留白；如果留白之后交通不作改变，那也不会有今时“两湖”的成功。

珠三角湾区位居珠三角几大中心的中央地带，区位优越，生态环境好，是开发的优良场所。近来到深圳，常听到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省里不支持早建深中通道？这似乎是很多深圳人的心结。我想说的是，在足够长的时间里，事件总会对历史求和，要发生的总是会发生。差异在于早和晚。对于时空这个统一体来说，时间是单向的、不可逆的，因此哈维认为发展的问题只能依靠空间来修复解决。珠三角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已够快够猛，多一个桥也只是在珠江西岸增多几个虎门长安而已。而正是因为过去交通条件的不如意，才使湾区目前还能够保有大片的开发空间，给珠三角留下转型发展的“空间修复”机会。因此，湾区开发和成功的前提条件是首先要解决交通的可达性和轨道交通的快捷性问题，没有这个前提性和保证性条件，再好的“景观基础设施”也不会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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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亲历松山湖联席会议，听着参会者在讨论对外交通、公服配套等问题，心中泛起一丝感慨。周一星教授说，中国的城市是全域城市，也是等级城市，而东莞正是这种典型。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东莞在市区之外择地建园大力发展产业，但公共服务却以等级配置，中心区获得了最优。于是，外围的园镇产业发展出大力，在公共服务配套上却只能做“吃瓜群众”。但是，随着松山湖在聚集资源要素能力的提高，松山湖公服配置的等级也在提高。这似乎在揭示着这样一个趋势：随着城市群网络化发展的进程，珠三角的等级化将会被逐步削平。

珠三角城市间的等级是清晰明显的。省会-付省级-地级市-镇-村的等级序列深入骨髓，不要说开会排位清晰，就是GDP也会自动成序。在过去的发展中，从香港到广州成轴线发展，离轴线近的发展快，离轴线远的机会少，这种格局在空间上进一步强化了等级序列，形成了恰似一个由香港领头的列队吃饭，广州、深圳、东莞……一字排开，谁等级高、谁近谁先吃。而湾区的发展，由于“湾”的自然形态，则在格局上首先把“排队吃饭”变成了“圆桌吃饭”——各个城市围湾而坐（图5-6）。可以预料，随着以三大自贸区为代表的湾区内层的节点的发展，一个更加平等化、网络化的城市群时代将会加快到来。而一旦“珠三角湾区”这个概念做实，它又将进入一个自我催化促进的过程，因为珠三角本来就是乡镇占比大，这些乡镇在转型的过程中遇到层次低招不到人才的问题，而“湾区”概念的共享共用，将有利于各种要素向原来层面低的城镇流动。试想想，要是今后这些小城镇的企业可以以“珠三角大湾区×××企业”去招人，毫无疑问将会比原来有更大的吸引力。

注释：

文章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城市影像委创刊号，经作者同意转发。图1-4作者提供，图5-6图片来自网络